犹洚水怀山，时尽昏垫，繁芜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觉之志，拔邪树正，高行厉辞，导王化之源，以救时弊。

西北地区虽然在经济与人文上与中原之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中庸》亦有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分判。

二、经世与交融：刘古愚对西北儒学的地方性实践绵延祁连山脉，沿黄河而发展起来的西北地区，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换言之，如果某一地方性的儒学尽管以地区来命名，但其影响却远超越地缘，那我们也很难用人类学意义上的地域性来规定它【1】。在他看来，士为公卿、大夫之始，即今之吏与兵也……《说文》训‘士为‘事，训‘仕为‘学，朴者散于田野，田野五家即有一下士，下士必非不自庠序来也。一方面，汉代对于西域的拓展，主要集中在军事与政治之上，但是汉代所建立的屯垦制度，有效地为西北带来了儒学的思想。[8]41学术的交流，加强了南北地区观念上的互动，西北学人通过主动积极的学习与回乡传播，亦带来了教化上的普遍影响。

如此以来，以官为代表的权力也就被限制在了以师为代表的教化之中，权力被限制了起来。与内卷化同时产生的另一层疑虑，是因为地域往往是某种行政区划的结果，这种由行政制度所构建的差异性，是否能够真正引起儒学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张力，也颇令人怀疑。秦曾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

据《孟子·梁惠王下》载：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孟子·滕文公下》）当时，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由于迎合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威镇诸侯，有人在孟子面前夸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谁不行仁政，谁就垮台。[12]孟子不但自己以道最高的价值理念，还把这个理念作为基本原则来要求为政者。

后世的谏议大夫就是这种批评的制度化、合法化，在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的舆论监督职能。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认为自己有责任站在儒学正统的立场上去回应各种非儒学派的质疑和责难，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

所以《易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孟子·尽心上》)主张心、性、天的同一，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16]《四书集注·公孙丑章句上》。这些纵横之士与儒家不同，他们没有操守，在从道与从势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而能够飞黄腾达。

这不仅没有贬低孟子，恰恰证明了孟子思想的进步性及其人格的伟大。孟子严厉地批判他们：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他们把这样的批判称为议、议论、横议、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等等，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就是专为这些士人设立的，他们在这里享有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自由的思想探讨氛围，他们的学术思想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所以孟子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22]文天祥还曾以诗的形式和语言充分地歌颂这种浩然之气，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

[23]杜维明：《儒家伦理与全球社群》，《儒学与廿一世纪——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会议文集》（上）第725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二、孟子批判精神的多重体现（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对兼并战争的批判孟子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发挥了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11]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新加坡版自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现代的学者对《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们姑且把它作为杨朱思想的旁证。儒者修养自身，具有道德资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议精神，追求并护持道。孟子虽然为滕文公指出了两条道路，但他的主张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当一个国家无法抵御别国的入侵时，君主的地位是次要的，国土也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护百姓的生存和利益。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

[9]这经典地说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特质，而儒家的道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对道的这一意义的自觉，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人类文明的延续不只是历史的事实，而且也是超越的实在的展开（the unfolding a transcendent reality），这就使儒者能够培养出一种使命感，使他们在现实当中对道的坚持，寄予了一种文化理想的家的眷恋，儒家知识分子从不离家别居。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都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

前260年，赵与秦交战，赵前后死亡45万人，秦国兵将也死去数十万人。孟子论性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思想史上孟子辟杨、墨也许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孟子》一书直接提到杨、墨之处分别不过7次与9次，除了《滕文公下》上所载墨者夷子与孟子关于爱无差等的论辩是直接交锋外，其余都是比较简单的攻击之辞。

孟子是意思是说是浩然之气非天生固有，在先天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自然、客观之气，经过后天与义与道的配合，持之以恒地调养，精心认真地培育，才能成就出凛然于世间，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相应地，诸侯、大夫也就失去了为诸侯、大夫的资格。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大臣的义务就是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如果君主有错误，大臣首先要反复劝说，如果反复劝说，君主仍然不听，就离开这样的君主。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9]李承贵：《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光明日报》，2005年7月12日。

儒家重视一个道字，既是出于本体论或宇宙论的理解，也是出于政治伦理的需要，最主要是想用道这个价值理念来对为政者的施政行为进行规范。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禹、稷则以德行着称而有天下。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一种精神气质：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刚正不阿的正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朱熹根据程颐的思想对浩然之气的注中说：至大，初无限量。学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法家实际推行的是霸道，崇拜政治实践中的强制和暴力。不过‘执中绝非折中主义，因此孟子批判了‘折中无权的片面思想。

治国平天下主要靠得道。孟子对人人能够实现乃在善性并未做普遍的肯定，他还认为受过教育的士与没有受过教育的民在道德的实现上有所不同，所以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尽心下》）这个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不符合义的标准，即不但违反了西周以来礼制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名分制度，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在此，选择力，还是选择德，就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标——霸与王。